当人们还没有完全从君权神授、朕即国家的神话中走出来的时候，又投入了对公意、代表等的过分崇拜。

[14]实际上，教师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乃教师的天职，也是学校教育的应有内涵，即使教育部没有出台这一规定，教师批评学生也不因为缺少明确依据而构成违法。相同判决还有台湾警察专科学校考试作弊退学案、私立铭传大学考试作弊退学案等。

几年来连续出台了380号、450号、462号、563号和626号关于大学自治事项的解释。但大学自治并非要独享治外法权，不能逸出国家法的效力范围：一方面，在国家法成为官方主要的社会治理工具的背景下，单纯依靠社会自治显然不可能。教学与学习事项，涵盖了课程设计、科目订定、讲授内容、学力评定、考试规则、学生选择科系与课程自由以及学生自治等。另一方面，无论是地方自治还是社会自治都不能侵害成员的基本权利，自治规章都要接受体现民主和法治价值的国家法的检验。类似判决还有中正大学二一退学案、私立吴凤技术学院某生因操行不合格退学案、台湾清华大学某博士生考试不及格退学案等。

大学与立法机关之间并非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大学自治并非法律所创，当现行法律存在空白时，大学依然能在宪法的支持下制定校规来实现自治。在450号解释中，针对大学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大学应设置军训室及护理室这一规定，大法官认为大学内部机构设置属于大学自治范畴，大学法及其实施细则强令大学设立内部机构已侵犯了大学自治原则。然而，中国的家哲学式的理性宗教也有其深刻的人性经验根据，即血缘关系相对于契约关系更加可靠，精神秩序的建构应以血缘关系为中心展开。

这种连续性的努力在古代表现为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早期理性宗教模式，近代革命引入的公民宗教模式则在科学主义和现代性的双重意义上为中国文化先哲的理想提供了新的武器，强化了伦理信仰体系的规范主义指向。不过，基督教内部的新教则有着不同的宣教政策，且对于中国基督教自治运动的历史性展开有着深刻的影响。4、结论以信仰替代宗教无法安顿中国人的心灵秩序，相反会引发世俗理性对上帝的冲突，这种冲突可能在中西政治对抗的意义上被放大，从而走入宗教政治化的死结，其最极端的逻辑结果就是信仰以国家为载体发生战争，故中国的宗教指导思想与政策安排应适应全球化、人类和平以及中国大国崛起的需要而作出结构性调整。第4款外国势力问题则比较复杂。

这种早期理性宗教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模式，以儒家学说为正统形式，其爱的根据是一种家哲学，倡扬经验本真之爱，以家庭幸福为前提，爱有差等，爱是有限的。明了这一过程和背景，有助于我们正确思考中国宗教法治化的改革思路。

西方启蒙背景下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反对传统宗教，恰恰为中国先哲的理性宗教理想提供了新的武器。基督教新教的这一本土宗教主张既满足了中国人的信教需求，又通过本土性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情绪取得了和解，因而许多中国教徒接受并践行了这一主张。公民宗教伦理则日益演化为官方主导的教化体系，如五讲四美三热爱、《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八荣八耻》等，这一体系的至高点是对党的领导的热爱，其历史根据是具有契约性质的宣告——人民历史地选择了共产党，其理论根源在于霍布斯的一次选择论和卢梭关于公民宗教第一条的核心规定社会契约是神圣的。由于没有专门的宗教事务法，本文暂不讨论法律层面涉及宗教的零星规定。

中国没有走向西方一神教的道路，主流文化表现为儒家伦理式的理性宗教模式，在民间则体现为道法自然式的泛神论，后者是一种补充形式。（2）《宗教事务条例》以宪法第36条第3、4款为规范依据，未能准确体现中国宪法对于宗教事务的优先性原则，涉嫌违反该条第1、2款。《教育法》等法律中有涉及宗教的零星规定，但主要是重述宪法上关于宗教自由之例外的有关内容。2、近代革命引入公民宗教模式中国近代革命在民族精神秩序的重构上受到欧陆启蒙理性主义下公民宗教模式的深刻影响。

法学界提议的从行政化到法律化的法治思路存在合理性，但囿于体制约束，效用有限。三自原则早期的中文译名及排序是自立、自养、自传。

（2）宗教多元化的制度原则就是政教分离，其宪法含义是将宗教自由处理成消极自由的属性，作为社会自治事务来看待，使其作为社会生动活泼的和谐力量而发生作用。中国的宗教治理经历了古典时期的早期理性宗教模式和近代以来的公民理性宗教模式，不同于西方自成系统的一神教体系。

对于完整的宗教法治原则而言，仅仅规定宗教自由原则是不够的，必须以政教分离原则为前提。不过，1949年之前的三自传教系统既对西方教会独立，也对本国政府独立，尽管与民族主义达成和解，但并未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而是作为一种民间化的社会性存在，从而在更加全面完整的意义上体现了三自原则。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由于改革三十年的立法运动大体上属于法律实证主义指导下的法律规模化移植运动，具体的法治成就日益与高歌猛进的立法成就不相匹配，法律的民主正当性的实质内涵和本土适应性的文化内涵相对匮乏，存在导向法律越多，管制越多，秩序越少，自由也越少的法律工具主义怪圈。然而，我们讨论宗教问题并不能脱离中国自身的精神秩序传统及其制度努力。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4）为《立法法》规定的公民申请审查程序提供具体的审查依据，监控下位立法，但其前提是《立法法》规定的法规备案审查程序能够真正地程序化（《立法法》第90条规定的法规审查程序，最大问题在于未程序化，无期限、不透明、不答复、内部审查，类似于举报）。

宪法第36条分四款规定了中国的宗教自由及其例外。（4）法律化之后，作为法律的宗教立法更加难以获得制约和审查，为《立法法》所规定的法规备案审查程序所不及。

近年来，随着三自教会系统之外的家庭教会的迅速发展，围绕宗教的信仰自由权、结社权和活动自由权与中国宗教管理的行政管制模式之间日益产生了冲突和紧张的关系，教徒的自主聚会受到管制机构的监控与阻挠。在这三个层面，主要的问题在于宪法层面和行政法规层面。

我们知道政教分离是西方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双重结果，也是近代政治理性主义的重要成果。中国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了宗教自由原则，但附加了诸多的例外。

再次是宪法上宗教限制条款本身的内容性缺陷。中国的人大法律中尚无专门调控宗教事务的法律，但在若干部法律中均有涉及宗教的条款。形式化的回答可以是《条例》违反《宪法》，但我们显然不能忽略宪法本身规定不够清晰这一点。（4）适度回顾1949年之前中国基督教新教的三自传统有利于为当下的宗教法治化讨论及具体的改革思路的形成提供历史经验的根据。

这种家之爱容易获得经验性的真实动力，在比较意义上更叫可靠，但个体可否获得这种经验之爱取决于家庭的社会遭遇，因而又具有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然而伪家有其高明之处，通过抽象化思维，其体系本身有效屏蔽了世间偶然祸福的决定性影响，其建构的重点不是有形的家，而是无形广大的灵魂及作为众生灵魂之最大家长的上帝，其理念基础是契约论而非血缘论。

不过，条例的制定也有着一定的宪法依据，主要原因应归结于宪法上的宗教原则不完整和不够清晰。二者之间的中间模式是英美的政教分离模式。

宪法在这里宣扬的是一种宗教爱国主义，然而宗教爱国主义与宗教的普世认同之间存在冲突，本条款将宗教属性国家化了，确立的不是政教分离，而是将宗教作为国界内的事务，建构成世俗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恋家并从家的利益出发选择行为方式，这成为中国人文化基因中的核心因素。

（2）宪法层面：通过修改宪法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原则，确立宗教自由作为优先性原则。3、小结根据以上的讨论与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1）中国宪法关于宗教自由的规定存在内部的规范性冲突，这是中国宗教法律体系缺陷性的根源，需要宪法修改或宪法解释来澄清其主导性或优先性的原则。因此，仅仅提议制定《宗教法》未必是最佳的制度选择，更加根本的法治需求在于宪法上宗教原则的补强和理顺。（3）法律化可能为行政机关的宗教管理执法提供更加权威的法律依据。

这种影响强化并延伸了伦理信仰替代宗教的中国古代理想，最终导致了政治吸收宗教的管制主义模式。本文最初以提纲形式提交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和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宗教与法治：关于宗教事务的法律与法规国际研讨会（2011年7月23日）并进行了主题发言，现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和主办方要求整理成文。

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还有现实的经验数据可以佐证形成中国信仰体系中尴尬的对峙：中共党员人数据最新统计是8000余万，但中国家庭教会信徒的总数据可靠估计也高达数千万。

对宗教事务之管理规定陈述最为详细的是国务院于2004年制定的《宗教事务条例》，但该条例饱受诟病，主要原因在于管制驱逐自由，不能满足宪法上宗教自由原则的要求，存在违宪嫌疑。主要理由如下：（1）这是全球化开放时代的必然选择，任何开放的大国已经不可能完全维持单一宗教了。